刊登日期 : 2025-10-01
逃港潮，作為一個歷史名詞，記錄着一個特定的社會現象。上世紀70年代末，歷史上最大的逃港潮席捲了中國廣東沿海地區，許多群眾帶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湧向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寶安縣，試圖逃往香港。讓人們甘願背井離鄉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兩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
改革開放前 寶安縣與香港農民收入相差100倍
據統計，當時寶安縣農民的年收入僅為130元，而香港農民年收入卻達到1萬3千元，差距之大竟達百倍。
當時在廣東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辛辛苦苦幹1年，不如人家8分錢」。這裏的「8分錢」，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的郵資。於是，愈來愈多的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
紀實文學作家陳秉安指出：「到廣東來以後分3條路，中線就是走現在的梧桐山，直接經過深圳河逃到香港的新界；東邊就是游過大鵬灣；西邊游過我們附近這個深圳灣到香港的元朗、上水。」
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引起了黨中央和廣東省委的高度重視。
習仲勳：惟有發展經濟 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逃港
1978年4月，習仲勳到達廣東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勳離京南下之前，中央領導同志向他交代的任務之一，就是到廣東之後要抓緊解決逃港問題。
習仲勳馬不停蹄地深入基層展開調查。調研中，習仲勳深入邊境農村、哨所、口岸，親眼目睹了一邊是繁華熱鬧的香港，一邊是冷落蕭條的寶安。如此鮮明的對比，讓他感觸良多：「解放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實地調研讓習仲勳對發生逃港潮的根源有了清醒的認識，最終得出了「惟有發展經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逃港」的結論。習仲勳對寶安縣的幹部說，要下定決心改變面貌，讓逃過去的人回到我們身邊。
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第三編研部主任閆建琪憶述：「那時候習仲勳同志在廣東工作，他有所考慮，怎麼利用毗鄰香港這個優勢，發展我們內地的經濟，而那個時候我們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你怎麼搞對外加工貿易？怎麼搞『三來一補』？你得有特殊政策，得有靈活措施。」
廣東迅速推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遏逃港潮
在黨中央的支持下，廣東省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就業、提高收入、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的措施，最終有效遏制了逃港潮。
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末，隨着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香港作為亞洲重要的自由貿易港推行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在短時間內獲得了經濟的騰飛，成長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被譽為「東方之珠」，與中國台灣、新加坡、韓國一起被稱為「亞洲四小龍」。
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武力表示：「香港這麼點兒的地方，這麼少的人口，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它的這個國民經濟收入沒有廣東多；但到1977年的時候，它的進出口貿易超過了整個大陸，它進出口貿易大概是160多億美元，整個大陸才148億（美元），這你沒法比了，所以這種差距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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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意識與發達國家差距大 急起直追
與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78年的中國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水平卻仍然徘徊不前。
美國記者的一篇名為《儘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 工作仍然鬆鬆垮垮》的目擊記，發表在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這位美國記者寫道，中國一家工廠有2,500多名工人，在我逗留的幾分鐘裏只有1個人幹活，這種鬆鬆垮垮的工作態度，是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王巧榮形容：「我們那時候意識到西方的發達，但是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發達到這樣一種水平。那個時候最明顯的一個，當時有一個日本的記者來中國採訪，他就發現在我們的一個比較大的國有企業的一個工廠裏面，還有一台140年（前）的一個英國機器在那兒發揮着一個重要的作用，他就覺得很是不可思議的這樣一件事情。」（四之一）
（轉載自中國中央電視台《抉擇──1978》之《工作重心轉移》，標題及內容經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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