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管局孙天琦说“互联网可以无国界，但金融牌照必须有国界”？
在跨境金融服务领域，金融科技的应用需要在放宽准入的同时，确保风险可控。
12 月 1 日，在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库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总会计师、综合司司长孙天琦发表了上述观点。
孙天琦以中国与一个较小国家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为例，指出“跨境金融服务”成为讨论重点。该国金融业是其支柱产业，开放程度高且离岸金融非常发达，因此在谈判中高度关注“跨境金融服务”条款，提出允许一方金融机构跨境向对方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要求。
外管局在考虑是否接受该条款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如果接受，对方金融机构可能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平台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包括投资型保险、外汇保证金交易、股票交易等金融服务。二是该国离岸金融发达，若开放，不仅该国金融机构，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也可能通过在该国获得牌照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三是监管实践中已发现境外机构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提供我国明确禁止的金融服务，属于违法违规的跨境金融交易。四是国内目前的监管能力是否能够跟上。
孙天琦认为，TPP 框架下高水平的金融服务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跨境金融服务的高水平标准。封闭市场会失去竞争力和全球机会，而违法违规的跨境金融服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开放市场。与其固步自封，不如逐步对外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市场。这就要求监管能力要跟得上，风险要可控。
金融科技也会助长跨境违法违规提供金融服务，导致风险跨境传染。例如，澳大利亚监管部门下架了 300 多个 APP 应用软件，俄罗斯央行关闭了 400 多家网站，都是因为这些公司未经过金融监管部门的市场准入，就通过数字平台跨境向澳大利亚和俄罗斯居民提供金融服务。
在我国，违法违规跨境金融服务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境外到境内的情况下，境外公司或国内公司在境外设立网站，披“洋皮”返程向境内提供违法违规的金融服务。违法违规表现包括：通过境外平台在境内开展外汇保证金交易、境内进行 ICO 交易、买卖虚拟货币完成法规禁止的资金跨境转移、通过赌博应用程序 APP 提供跨境赌博服务、通过数字平台提供跨境炒房、炒股、赌博、赌球等服务。二是在境内到境外的情况下，我国互联网金融整治过程中一些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未在当地注册也未取得批准，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服务。
孙天琦指出，数字平台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涉及以下问题：一是业务牌照涉嫌造假。二是澳大利亚监管部门发现有一些公司号称获得了澳大利亚的金融牌照，但实际上是被外国公司控制，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资产。三是有些公司线上线下配合误导消费者。四是有的承诺高收益，交易过程不透明，涉嫌利用传销模式发展客户。
孙天琦表示，在我国，有些业务是明确禁止的，这些公司无法获得市场准入许可，就变相通过线下来做，比如成立培训公司开展业务，突破我国禁止性规定。容易引发以下风险：投资者的风险主要是经济损失；服务接受国的风险主要是扰乱当地金融秩序；服务提供国的风险主要是难于监管本国机构在境外的行为，可能使出资人的利益受损，有损国家形象。
那么，跨境金融服务风险该如何“管得住”呢？孙天琦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关系；二是强调所有的交易留痕；三是强调境内境外穿透式监管，线上线下穿透式监管；四是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形成数字环境下跨境金融服务监管的国际标准；五是对于我国而言，作为服务接受国，初期可以要求外资向我国提供金融服务，必须设立商业存在。中长期来看，需要提高跨境交付模式下的监管体系；六是对私人部门而言要有底线意识，大公司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七是要推进跨境联合监管、联合执法，打击违法违规的跨境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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